从天津读书时的青涩学生，到北京诊室里满头白发的医生，一晃眼，我从医已经五十多年了。
小时候，我得了风湿性关节肿痛，不能像邻居家的小伙伴那样跑跑跳跳。那时候就立了个志愿——学医，救死扶伤，给病人解除痛苦。
1970年，我从天津中医药大学毕业，上了临床，从此跟风湿病打了一辈子交道。1992年，我有幸成了国医大师焦树德先生的学术继承人。中医讲究师承，拜师那天，恩师叮嘱我：“一定要把中医风湿病这面大旗扛下去。”
“只能扛好，不能扛倒”——这八个字，成了我一辈子的使命。守着中医这条根脉，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：中医怎么守正创新？
当时我心里有个结：西方医学用分子生物学给疾病下定义，古老的中医在现代医学面前，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？那时候，西医对强直性脊柱炎这类风湿病已经有了很清楚的界定，可中医还缺一套完整、规范的辨治体系。我们陷入了一种“有技术、没纲目”的困境。
中医承载了几千年的智慧。我一头扎进古代医书里，翻来覆去地读。有一次翻到熟悉的《黄帝内经》，看到“乃生大偻”这四个字，心里一亮——风湿病在中医经典里是有根的。从那以后，我把这类病定下了“大偻”这个古雅的中医病名。
取名字只是开始。真正难的，是建一套完整规范的辨证论治体系。借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“重点专科”的平台，我作为风湿病重点专科的负责人，带着团队，把“肾督亏虚”作为发病的根本，拿“寒热”当辨证的总纲，梳理出了“二期六证”的辨治框架。复杂的风湿病诊疗被化繁为简，常见风湿病的“诊疗方案”和临床路径也有了规范。“补肾强督”是我一直坚持的核心治法，经过几万例病人的验证，效果很不错。现在，“大偻”辨治体系已经成为国家规范。
中医要现代化，离不开人才培养。1998年，在院领导支持下，我创建了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病科，安排科里主治医生以上的人员轮流去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进修半年。那一年我65岁，也在进修名单里。
也许“我愿天地炉，多衔扁鹊身”是所有医者最朴素的愿望吧。我就想找到中医的“友军”，学学他们诊治风湿病的思路和方法。
我的体会是：急性炎症靠西药精准打击细菌没问题，但中医药能帮病人调理身体、缓解症状，还能提高西药的疗效。所以在协和进修那段时间，我系统地提出了中西医“有机协同”的模式，目标就四个字——“增效、减毒”。效果要好，毒性要低，费用也要降下来。
我一直相信，中医的自信不是固步自封，创新也不能丢了根本。现在我们科室的骨干，既守得住传统根脉，又了解西方医学，已经是一支“全员博士化”的队伍。这些年来，团队先后承担了16项国家级、省部级课题，给中医风湿病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底子，也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前景。
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。传承，才是学科长久发展的根基。我们在全国搭建了“薪火传承”工作站网络，把诊室变成“移动讲堂”。从舌脉体征讲到方药配伍，从经典医理联系到最新科研，让抽象的医理变得看得见、摸得着。借助远程医疗，我还把优质的中医资源送到了新疆、内蒙古、贵州这些边远地区——不是简单“输血”，而是帮他们培养“造血”的能力。
如今，当年恩师交给我的那面旗帜，已经长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“生态林”——理论创新、临床实践、人才培养，互相促进，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
行医到现在，出诊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工作了，而是一种生命状态。每周一、二和周日上午，我还是按时去看诊。只要看到病人，手指搭上脉搏，在那场与疾病的“短兵相接”里，我才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了意义。
一切的起点和终点，都是那句最简单、也最厚重的话——“看好病人”。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我还是愿意用剩下的时间，守住这张诊台，多看一个病人，再多看一个。